摘要：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依据华北地区米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米村高音喇叭的演变史为分析文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喇叭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以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表征的乡村社会转型是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

摘要：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动态多元男性气质”作为研究框架,以陈力在不同生命历程中的流动经验为个案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其如何通过“离乡——返乡”的流动来协商家庭关系,展现地区性男性气质。研究发现,对于具有乡村成长经验的陈力来说,在他三次重要的流动行动背后,履行的是父权社会所期待的“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爸爸”的性别角色,而他每次流动的决策都深刻烙印着地区性父权文化,他所呈现的地区性男性气质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家庭关系中表现出迥异的特征:第一阶段的流动以逃离父权体制的压迫、追求现代都市生活为目的,体现的是“冒险家男性气质”;第二阶段的流动为了既协商、逃离父权家庭的压迫,又满足父系社会对成年男性的期望,表现的是“策略性男性气质”;第三阶段的流动为满足现代父职要求、履行照顾父母责任,表现出“养育者男性气质”和“传统男性气质”。研究认为,以个案各阶段的流动行为为代表,体现的是在中国一定乡土区域内普遍存在的“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即作为一种行动策略,男性企图以流动的行动机会努力协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结构,这一结构体现了鲜明的制度化特征,是农民家庭与市场、制度“互构”的结果。在这种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结构下,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单位劳动报酬持续增长,农业经营模式日趋多元,农村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民家庭发展形态——发展型小农家庭。发展型小农家庭既不同于传统的“过密化”小农,也不同于经典理论视角下高度资本化的现代农业企业组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无产化”小农。随着发展型小农家庭的兴起,农民家庭得以突破长期以来“过密化”农业的低水平增长陷阱,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这充分体现出农民家庭内在的发展潜力,并深刻改变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图景。中国农民家庭正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摘要：本文基于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六个长江流域粮食主产省份1027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老龄化、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未采纳任何绿色生产技术的农户占28.2%,其余农户至少采纳了1项绿色生产技术,其中,采纳秸秆还田、深耕深松以及施用商品有机肥等技术的农户所占比例较高。第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越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越低;社会网络的拓展则能显著提升农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第三,从不同维度社会网络的影响来看,不论是宗族性网络还是朋友圈网络,两者均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减轻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不利影响,不过仅宗族性网络的缓解效应较为显著,朋友圈网络未能发挥显著的缓解作用。

摘要：本文利用11省份994户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农技推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基层公共农技推广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公共农技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的技术采纳水平,具有部分的溢出效应且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受益程度不同。相对于非示范村农户,基层公共农技推广显著提升了示范户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和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的采纳水平,也显著提升了示范村非示范户测土配方施肥和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水平,但并未显著提升其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的采纳水平;经营规模细分后的估计结果显示,基层公共农技推广对小规模经营农户技术采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大规模经营农户技术采纳无显著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共农技推广的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要分类指导,且在推广对象选取时不应过分强调经营规模,对小规模经营农户也要给予充分关注。